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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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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听苏公吟诗声

翻开《苏轼年谱》,诵《苏轼诗集》,似乎又能看到苏公与江州(九江)邂逅的身影,到庐山、湖口等地的吟诗声。

苏轼与江州先后四次结缘。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卒。六月,苏轼护父灵柩,从开封出发,沿长江水道回故乡眉山,路过江州,时年三十一岁。此时的苏轼,正是年轻意气风发时,前程无限。也许扶柩归家,重孝在身,在江州不方便访友会客,未留下诗文。

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奉命自贬谪地黄州移住汝州,第二次到江州,首次登庐山。也许是与被贬均州的弟弟会面及送长子赴任的兴奋,加之秀丽的江州山水和热情的庐山人,苏轼在庐山、湖口等地逗留半月有余。《东坡志林》卷一之《记游庐山》中,苏轼记录了庐山行程:由南而北,先后游玩了山南的温泉、归宗寺、简寂观、慧日院、白鹤观、开先寺、漱玉亭、栖贤寺、三峡桥及山北的圆通寺、东林寺、西林寺,大致囊括了古代庐山胜地的全部范围。

在江州期间,不止游玩会友,苏轼还留下不少墨宝。首游庐山,共写诗七首。分别是《初入庐山三首》《世传徐凝瀑布诗》《题西林壁》《栖贤三峡桥》《开先漱玉亭》。不过,历代诗集中还有五首关于庐山的诗词,也为此行所作:《圆通禅院》(题头很长,本文省略,下同)《东轩记》《余过温泉壁》《书李公择白石山房》《赠东林总长老》。如今揣测,后五首为礼节性题赠性质,没有列入其描写秀美景色及抒发情怀的整体构思之中。而他自己所圈定七首诗,是此行诗作精品和得意之作,倾注了心血,充满了感悟。江州行程末期,送长子苏迈赴饶州(今上饶)德兴县任县尉,途径湖口,游览了石钟山,写下《石钟山记》一文。

苏轼第二次到江州,也就是首次登庐山之前,被贬黄州。用世俗眼光看,苏轼被贬的原因不乏其文人酸腐及执拗之气,这种聪明中透着懵懂的性格,深得普通民众喜欢。而其先民众后朝廷的为官之道,置自己于“新派”所憎、“旧派”所垢、皇帝及大臣不悦的境地。被贬之初,惶恐沮丧,但经黄州历练,使得苏轼文格和人格得到升华,从目空一切、见事批判的文人,到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大丈夫,成就了他“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赤壁赋》《大江东去》《临江仙》正是这种坦然、达观的心态写照。

在其庐山诗文中,也体现了这种处世态度。《记游庐山》中说,“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本不想做诗的苏轼,见人人都认识自己,山中百姓及道僧热情,不由激情四射,连作诗词三首。本是落寞之人,在庐山寻得安慰,这也许是苏轼首次到庐山创作颇丰的原因之一。

而庐山秀丽,变化多端的景色给苏轼巨大的启示,因此有了千古名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聊聊数语的大白话,却蕴含着大与小、总体与局部的深刻哲理,其中丰富寓意,也许只有苏轼自己明白。同样,看似《石钟山记》一文为辨明石钟山之名由来而书,可写文的目的在于揭示深刻的哲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然而,苏轼宦途跌宕起伏,为官不定一处,生活“居无定所”,多想有安定的生活和好际遇,庐山燃起了苏轼心中的向往。“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若见谪仙烦寄语,康山头白早归来”,庐山的水,庐山的石,庐山的云,在苏轼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中寻觅到“八万四千偈”,一个内心无奈的受贬之人,不可言状地告诉自己及世人,庐山是心中的向往和桃源。

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第二次被贬到岭南惠州,第三次途径江州,时年五十九岁。七月七日,泊金陵。随后至湖口,观湖口人李正臣所蓄异石(壶中九华),并赋诗词。到江州,会晤将去溧阳的苏坚(伯固),赋《归朝歌》“我梦扁舟浮震泽”。七月十三日,与黄庭坚相会与鄱阳湖之上,盘桓三日,为黄庭坚铜雀砚作铭,作诗《过都昌》。八月初,渡鄱阳湖到达吴城山的望湖亭。

此次被贬,苏轼的心态由坦然变成淡然,类似道教的无为,并且在无为境地里,抱有清代郑板桥所言的境界:“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已经不计较自己前程,不思考人生是否还能达到顶峰等诸多烦心之事。到九江访友,到湖口看奇石,为铜雀砚作铭,在鄱阳湖之中思念因病逗留都昌的小妾碧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灯火楼台与孤苦伶仃相对,有言之不尽的心酸。而赠苏坚的诗:“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更是发出无奈的感慨。如果说苏轼途径江州,言行谨慎,那么到达惠州后,所写的《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则表明了自己心迹,同时也对自己人生归宿有了清醒认识。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自儋州北归,路过庐山,时年六十六岁。四月初四,到达吴城,作《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四月末到南康军(今星子县,庐山市),与刘安世同入庐山,会晤崔闲(玉涧道人),写有《送崔闲归庐山四首》。重游栖贤寺、开先寺,题漱玉石亭的柱石,到刘仲义宅邸。为简寂观的“云卿阁”书榜,在太平天国宫的“天籁堂”留有画壁。十六日过湖口,复访“壶中九华石”,却为友人郭祥正取走,只得写诗和前次(绍圣元年)所作。

苏轼第四次到江州、第二次登庐山之际,是第三次被贬之后,从海南被贬之地北归途中。此时,苏轼已经从容自若,习以为常了。当初,甚至准备好棺材和墓碑葬身海南,把放逐经历视为人生阅历,已然把它融入人生际遇之中。在回程途中,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北归自然高兴,可又有什么呢?苏轼从近鄱阳湖水道的南康登陆,到庐山山南故地重游。过后发出“再过庐山埠,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殆亡其半”“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此时,苏轼年老力衰,一切看空,再也没有首次游历庐山之精力和激情了。

苏轼四次江州(两次登庐山)之行,留下许多诗文,也留下很多谜团。在江州,滚滚东去的长江、烟波浩渺的鄱湖及繁华热闹的江州城,都未入法眼,惟对俏丽缥缈的庐山情有独钟。在江州城,唯一传言就是如今所称“浔阳楼”,当时苏轼题写“浔阳酒楼”时,因“酒”字被污而废,将错就错而成,无形中将长江边的一座酒楼拔高成与南昌的滕文阁、岳阳的岳阳楼齐名的江南名楼。即使在庐山,其行为也是让人迷惑。苏轼两次到庐山漱玉亭,距此地不足三里山路,即是李白笔下的秀峰瀑布。然而,苏轼没有为瀑布赋诗,也无从考证其是否到过该瀑布。也许李白题诗在先,苏轼就没有再写而已?

更让人思量的是苏轼诗作《望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该诗写于苏轼第四次途经江州后,临终前,听说小儿子将赴任中山府通判时。回想苏轼与江州邂逅经历,就不难理解其深意。三十一岁,苏轼望庐山而过,此时,正踌躇满志,志在“修身治家平天下”。第一次被贬后,游历庐山,豪情不减,睿智如常。第二次被贬,路过江州,坦然变淡然,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内心依然故我;第三次被贬获赦后,淡然变从容,笑对人生。不过,苏轼虽然颠沛流离,但从未丢弃儒家身份和“济天下”的理想,虽然人生如梦,但他热爱生活、心系黎民诗文可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处流芳。此时,苏轼结束了长期流放的生活,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慢慢变成一个从容面对、参透生活禅机的风烛老人。依愚之见,“庐山烟雨浙江潮”名为实词,其实为虚,是苏轼心中的理想。当年,为了理想,魂牵梦绕,如今梦想实现,儿子外放做官,自己被朝廷百姓认可,看起来“不过如此”。然而,理想实现之后,内心得到满足,没有失落遣憾,心中所盼“正是如此”。同时,告诫前程似锦的苏过,也是昭告世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皆浮云,淡泊名利、笑对人生才是真,可变的是世态炎凉和人生际遇,永远不变的是人生的哲理和俗世的民生。

二0一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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