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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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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1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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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与不朽


世俗意义上的财富总是将其理解成你在银行拥有多少存款,若再延伸一下,无非就是你还拥有多少黄金、股票、证券、期货、房子、车子、古董、名家的真迹字画等不动产或动产。其实,这种理解有失偏颇,究其实,财富是一种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它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精神财富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缘于人需要实实在在的生存,需要平安健康地活着。这个世界上,除了空气和阳光是免费的,我们要考虑一些很俗气的东西,譬如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当然,还有羞于启齿不便示人的性爱,于是,绝大部分人一生的精力都耗在了这方面,部分人其自身潜在的一些禀赋也就被迫放弃或被耽搁了,这个道理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都是相通的。但是,人终究是人,人毕竟区别于动物,人总是有精神需要和追求的,总有一部分人安贫乐道,藉其顽强的毅力将自身固有的秉赋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为这个世界输送各种形式的精神财富,或著书立说,或绘画,或书法,或雕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于是,其中的少部分人或许就可以不朽了。虽则某些人的音乐造诣、舞蹈造诣登峰造极,但是,它具有不可传承的特质,较之于可承载文字的竹简、丝帛、书籍及平面作品、立体作品,哪怕是炉火纯青的音乐作品(电子音频与当事人的现场演绎还是稍有差异的)、舞蹈行为必将随着当事人的谢世而自动消亡,所以说,精神财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行为,它无异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当你觉得“可有”的时候,你的精神空间将变得丰盈起来;当你觉得“可无”的时候,却也无可厚非,因为没人会指责你不会欣赏这些美好的东西,无非就是让人想起一个成语“俗不可耐”而已。正是因为这个昂贵的“奢侈”二字,让很多人迈不出这道门槛,所以你充其一生也没有活出真实的自我。

本着精简文字的原则,我还是将财富当成物质财富来叙述。此文要说的不朽指的是人死后的名垂千古、流芳百世,诚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里的“名”当然指的是好名声,谁想做一个被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的人呢?谁想做一个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人呢?谁想做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人呢?

鉴于不朽的范畴过于宏大,此文还是重点阐释商人与不朽的个中关系。

出于行文需要,我需要在“商” 言商(第一个“商”字加上了双引号,是因为本人并没有介入商业),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并不知晓“商人”二字的来历,且容我考证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商朝,建都于殷,故商朝又被称为殷商。商朝被周朝灭亡后,以微子(商纣王的哥哥)为首的一部分顺民俯首称臣于周朝,一部分殷商遗民向东逃亡至北美洲境地,一部分殷商遗民沦为颈部系绳的奴隶(商朝和周朝皆是奴隶社会),而留在中土大陆的这部分殷商遗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被迫四处流亡。他们生活无着,为了谋生,只好东奔西跑,贩运倒卖东西。那时没有公路,没有运输工具,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商业信息流通,他们只能靠双腿挑着担子到处跑,途中还经常遇见狼、虎和强盗,生命危险系数极高,比老老实实种地的庶民辛苦万分,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这个,只有无路可走了才从事这种营生。殷商族人以游牧起家,不擅长种地,在多年的战争中一直靠掳掠工匠为奴,抢劫他们的财物,他们当然知道货物的价值,于是就做起了马背上的买卖,也就是现在商人们所说的生意。于是,只要游走于中原大地贩卖货物的人一来,当地的人们就知道是商人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做买卖的已不全是殷商遗民了,但“商人”这个词却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将最富有的商人称为殷商,“殷”字本就有丰盛、丰富之意,除此之外,由此衍生出的词语还有商量(商人的计量)和商讨(商人的讨价还价)等名词。

美国作者沃勒斯·华莱士在其著作《华莱士财富宣言》中有这么一句话:“财富的学问是所有学问中最高尚、最值得掌握的。如果忽视这门学问,你就是在忽视对自己、对社会乃至对人类的责任。”这句话可充分看出华莱士对商人的推崇,当然,我也是认同这句话的,因为人只有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资源,才能使身体得以发展,心智得以进步,灵魂得以舒展,人格得以平等。出于生活与工作上的原因,我经常与形形色色的商人打交道,作为一介穷酸书生,我曾经一度饱受人格上的屈辱,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金钱与写作》,有兴趣的可自己找来阅读。

言归正传,商人这个群体默默地贡献GDP,既殷实了自己的小家庭,让家人过上了一种优渥的富足生活,同时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虽则如此,但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并不高,地位不高也就罢了,甚至一度被排到了末位,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地位不高何谈不朽?于是这个庞大的乌泱泱的商人群体其绝大部分人必将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个无需赘述。在文学语言中,我们经常看见“贩夫走卒”和“引车卖浆”这样的词语,贩夫就是贩卖货物的商业贩子,走卒就是差役,引车就是拉大车的,卖浆就是做小买卖的,这当然说的是市井小民,至于商业巨贾,且稍后再叙。

关于商人的社会地位,《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士即读书的,农即种田的,工即做工的,商即经商的,石即柱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士即学者,农即农民,工即工匠,商即企业家。在古代,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最高,这与“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相统一的,诚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商人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为什么会这样?据我考证,因为起初的商业是用来互通有无的,必依赖他人而后行,只允许少数人参与。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去经商,都去依赖他人,则无人可以依赖了,故将“商”排在末尾,官方寓有既不禁止也不提倡之深意。但是,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无先后尊卑之分。他将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和商贾四个阶层,并按各自的职业聚居在固定的地方。他认为,这种措施有四重好处:其一,“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其二,“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着莫大的作用;其三,营造专业氛围,可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其四,无形中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可在父亲兄长的熏陶下自然且快捷地掌握专业技能。但后来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论及于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便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换了军士,于是,“士”之内涵便由“当兵的”衍化成“读书的”,这就造成了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为末,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关于这两种说法,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本人是认同后者的,因为管仲早年曾做过微贱的商人,实属商人出身,其个人的历史背景与他后来在齐国所倡导的变法政策是相吻合的。

关于商人的历史地位,《淮南子·齐俗训》另曰:“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这段文字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阶级特点,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足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是最没有地位的。或许有人会产生疑虑,农怎么会位居第二?有一种说法是,农指的是那些从事农业领域的地主乡绅,因为官僚统治城市,地主乡绅统治乡镇,所以才会排名第二,我倒是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总是与政治不无关系。到了新中国,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排序,即工农兵学商,工即工人,农即农民,兵即军人,学即学生,商即商人。大家要知道,中国的词语富有内涵,其排序也是颇有讲究的,不是随随便便生拉硬扯的。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工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说法;军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青年人以当兵为荣,这是一条寻找人生出路最好的途径;在特定时期,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反而那些家境殷实的富农却被纳入“黑五类”行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下,绝大部分企业家不仅是读书人,而且其学历还很高,且随着价值观的转变,企业家的地位自是提高了许多,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甚至冒出“笑贫不笑娼”的话来。反之,那些暂时穷困潦倒、落魄不堪是为真正的读书人反而成了人们讥诮与嘲讽的对象。我曾一度被身边的人冷嘲热讽过,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自信与自卑》,有兴趣的可自己找来阅读。

客观地说,商人是可以不朽的,但要想载入史册殊为不易。譬如范蠡,他曾辅佐越国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劳虽则巨大,但由于后期经商成为巨富,他的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那个时候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朝廷的这种硬性规定说明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虽则如此,但范蠡终究是不朽的,他毕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否则后代的许多生意人也不会将他称之为财神,供奉着他的塑像,我也不会举他这个例子。

譬如沈万三,他是元末明初的江南第一富豪,他率其子弟力穑事,广辟田宅,开展海外贸易,富累金玉,更重要的是,他能推恩以周急难,从而致使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此实为沈万三之功,故当地人才以长者呼之。虽则他后来不敌于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朱元璋,但他仍是不朽的。

譬如徽商的代表人物——胡雪岩,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既然是红顶,说明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他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又在全国各地设立阜康钱庄分号,在杭州创立胡庆余堂中药店,赢得“活财神”和“江南药王”之美誉,虽则他后来被清政府革职查抄家产,导致郁郁而终,但他仍是不朽的。

再譬如战国时代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战国末年的著名商人吕不韦、晋商的代表人物——乔致庸,他们皆是不朽的。我不妨也举一个反面例子,譬如川商的代表人物——刘文彩,他也是“不朽”的,但他的不朽却是遭人垢病的,因为他依仗其弟即军阀刘文辉的势力巧取豪夺,贩卖鸦片,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虽然他也做了一些善事,比如兴建安仁商业街道、创建安仁中学,但终究功不抵过,留下一世骂名,诚如“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

但凡商人留给世人的印象大多是精明强干、市侩俗气、狡黠多变、精于算计、虚情假意、利欲熏心,表面看来皆是贬义词,而于我看来却是中性词,因为这是由他们的行业性质所决定的。商场如战场,市场波诡云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做事,需赚取更多的利润以维持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转及将来的长远发展,只要诚信与人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一旦企业做大了,做强了,若你还能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那么你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企业家。若你又能尽一己之力积极行善,广施仁义,造福于社会,那么你就是一个值得世人尊敬的慈善家。大抵来说,商人的不朽渠道一般有三种:其一,成为垄断寡头,在某个商业细分领域独占鳌头,一枝独秀;其二,与政治挂钩,拿出部分赀财服务于国家;其三,广施仁义,尝试做一个慈善家,有多大的财力就办多大的事情,所施助的疆域越广,被资助的对象越多,你的名声将越大,当每一个受过你恩惠的人真诚地向你鞠躬时,当到处为你树碑立传时,我相信,你不朽的程度不亚于一个国家元首。于一般商人而言,前两种渠道实难做到,毕竟这样的人凤毛麟角,或许欠缺平台,因为有一句话这样说道“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但是,第三种渠道却很容易做到,只要你愿意,心怀一颗仁爱之心,以菩萨心肠多行善事,这种行为被佛家谓之为外布施。因为佛家讲求布施,而布施由低至高有三种层次,其中的第一种层次就是物质层面的,别人饥时赠以粥米,困时赠以钱帛,抑或资助文人付梓出版其著作。最怕的就是做一个像欧也妮·葛朗台那样的人,一毛不拔,将钱袋捂得紧紧的,为人自私吝啬,只满足于一个小家庭及其子嗣的日常开销,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为人所鄙夷的。若果你为富不仁,这已经走向了不朽的反面,虽然亦可以让你“不朽”,却是不值得提倡的。

很多人认为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人容易不朽,其实并非如此。就拿荷兰的后印象派画家梵高来说,他的不朽是因为他的作品确实有闪光的无人可以超越的一面,他生前的穷困潦倒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与他的天才作品并无多大关系。我想说的是,文学艺术人士的不朽完全靠作品说话,当然也包括各行各业那些著书立说的人,譬如哲学家。这种不朽其实很难,必须要等到他(她)死了,更确切地说,要等到那些评判他(她)的作品与他(她)同时代的人皆死了,也就是说,需由与他(她)毫不相干且毫无利益瓜葛的批评家来客观地审慎地评判他(她)的作品,这个时候才能下定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较之于商人,文学艺术人士的不朽完全就是个未知数,因为他(她)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完全不知道后人会给他(她)一个怎样的评判,而商人则不同,他(她)生前就可预知自己死后的不朽,只要你广施仁义,泽被四方,你就知道哪些人会永远地缅怀你,哪个地方会为你树碑立传。一言之,文学艺术人士完全依靠过得硬的作品,若干年以后,若果你的作品一版再版,或是被某些人当成经典作品反复诵读,你就真的不朽了,而商人只需“千金散金还复来”就行了。

非文学类型的不朽姑且不论,否则话题将扯得太远。大家肯定去过图书馆,其书籍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又看过几本书呢?我们的一生又能读完几本书呢?单拿文学类型的书籍来说,有一本书叫做《乐善堂全集》,这可是乾隆皇帝的著作。据说,他一生写了43630首诗,但却没有一首诗被后人所传诵,这归咎于他的诗作实在过于平庸,也就是说,他的不朽是缘于他高贵的血统,而不是他那些恒河沙数般的诗作。再说《全唐诗库》,该库收录了2529位诗人的42863首诗,但库中的很多诗人并没有做到不朽,其作品顶多就是后世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而已,倒是张若虚不朽了,凭其所收录的其中一篇作品《春江花月夜》便赢得了“孤篇盖全唐”的美誉。至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狂贺知章、诗鬼李贺、诗佛王维、诗神苏轼等,这些人肯定是不朽的啦。

人总是要死的,此处我需要用名声来替换生前的不朽。在这里,我有必要就名声、荣誉和不朽阐述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名声和荣誉是针对生前的,名声流传于民间,它一定是真实的,过得硬的,经得起检验的,而荣誉是当事人所处的朝廷也就是官方颁发给他(她)的,它大多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换言之,荣誉需为政治服务,这种荣誉可能是过得硬的真实,实至名归,也可能是掺杂一定水份的虚假,而不朽则是当事人在死后若干年所享有的盛名,要么来自民间的口耳相传,要么来自官方的追认行为。

我不妨还是围绕商人和文学艺术人士重点探讨一下名声。商人以散布钱财的方式布施于一群人,这一群人就记住了你,因为他们沐浴了你的好处,要么接受了你的钱财,要么享受了生活、交通、宗教信仰或教育上的福利,他们也就心怀感恩。而文学艺术人士则不同了,别人只有在看了你的作品之后,在充分欣赏你的前提下,他(她)才会深深地记住你。关于名声,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在《论名声》中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兹摘录如下:“每个人皆能求得荣誉,只有少数人可获得名声,因为只有具有特殊卓越成就的人才能获得名声。这类成就可分为立功、立言二种,立功和立言是通往名声的两条大道。两条大道各有利弊,主要的差异在于功业如过眼烟云,而著作却永垂不朽。极为高贵的功勋事迹也只能影响一时,然而一部光芒四射的名著却是活生生的灵感源泉,可历千秋而长新。功业留给人们的是回忆,并且在岁月中渐渐地被淡化,终至完全消失,除非历史将他凝化成石,流传后世。立言的情形恰与立功相反,立言不依赖偶然的机遇,主要靠立言者的品格学问才可以长存不朽。此外,所立之言的真正价值是很难断定的,内容愈深奥,批评愈不易。通常,没有人足以了解一部巨著,而诚实公正的批评家更是凤毛麟角,所以靠立言而得的名声,通常都是累积许多判断而成的。”

综观各种职业,商人获取名声的途径其实最简单,也就是立功,而外布施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快捷渠道,这种行为所带给你的名声你生前一定看得到,只要你真的这么做了,你的名声必将活在部分人的心坎里,不过就是惠及人群的数量多寡罢了,最后再经由他们远播四方。进一步而言,如果你能像李嘉诚或邵逸夫那样捐资于高校,当然,其他公益慈善项目亦可,那你就真的可以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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